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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絮

《论语》与企业
日期:2018/10/15
       在我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全社会都在热议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
       这个事件是一个比假酒、假烟更为严重的事件,是当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又一个翻版。这家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
       整个事件牵涉的并不止这一家企业,它已经涉及到了整个行业。作为一个与人的生命,特别是孩子的生命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草菅人命、泯灭人性。整个事件同样也暴露出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缺失、制度疏漏,甚至极大可能地存在着官员与企业之间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
       又一个莫大的讽刺是,当年因三聚氰胺事件而被免职的官员,现在居然是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安全总监并总管疫苗!
      问题疫苗难道仅仅局限于疫苗问题吗?不,它已经是今天的企业问题、体制问题、社会问题等等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这里所暴露出的企业的道德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企业的道德问题确实关系重大,企业的经营管理如果突破了道德底线,不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也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长春生物的疫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让我想起了《论语•述而篇》中孔子的告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警示了企业:若不义而富,那你的财富必将变成浮云。
        很多人认为《论语》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和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很多事例已经证明,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企业经营,乃至企业领导者的培养,《论语》中有很多的智慧值得我们去汲取。
一、《论语》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分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两者虽同等重要,但文化管理却能解决制度管理解决不了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有耻”与“无耻”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企业和今天的社会最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8年前,我在《东瀛归来话礼耻》一文中引用了《论语•为政篇》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段话,指出其含义是:“若仅以制度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却不知犯罪的行为是耻辱的;若以文化教民,民便有羞耻之感,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了犯罪。”
        这正是文化管理的独特价值所在。在《论语•子路篇》中有一句论述“耻”的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翻译如下:子贡问,“怎样才能算个真正的士呢?”孔子说,“做事时,要有羞耻之心;出国访问时,不辱使命,可算士了。”
        “行己有耻”是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一生最为推崇的信条。他明确指出,孔子之道就是八个字:“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顾炎武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行己有耻”,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耻之于人大矣”,“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也就是说,很多人之所以做出各种悖礼犯义之事,皆是因为丧失了羞耻之心。
        今天的国人、今天的企业,恐怕有很多都不知道《论语》中有“行己有耻”这四个字。因此当今社会的道德之心是一天比一天败坏,无耻之举是一天比一天增多。然而,要让大家重新拥有这羞耻之心,却不能靠制度管理,而只能是靠文化管理。
        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孔子所论述的“文化管理”,其实是有礼治和德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礼治是“为国以礼”,这句话的出处是在《论语•先进篇》,讲的是无论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要靠礼仪来规范。
        德治是“为政以德”。《论语•学而篇》讲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依靠道德来管理国家或者企业,人民或者说员工就会象众星朝北斗一样拥戴你。何谓“为政以德”?《论语•颜渊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在这里指出,治理一个组织不能靠严刑峻法,而是要靠德治。只要领导者有“德”、只要这个组织倡导“德”,那么,德就会像风一样,让所有的人都有德。
        在孔子所倡导的文化管理中,“德”与“礼”是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德”指导人的思想,“礼”规范人的行为,在“德”驾驭之下的“礼”才是可行的治国之道。
        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企业文化应该是理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结合如出一辙。事实上,“企业文化”这个概念是为美国所发明,但被日本所仿效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对美国形成巨大挑战。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出版《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内中明确提到,“美国经济落后不仅仅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缺乏日本那样独特的企业文化。”为此,“企业文化”这个概念由此正式诞生。
        可见,企业文化“源于美国,根在日本”。但日本企业文化的根又在哪里呢?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指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企业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日本企业在文化管理中把人作为企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松下幸之助先生指出,企业管理就是“营造人”。管理者的重大任务或根本职责就是“营造人”,只有把人的智慧与机器的自动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他说:“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这样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无疑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孔子最重“人”、最爱“人”。他还特别告诉我们,管理者必须做到“爱人、知人”。
        这句话的出处是在《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翻译如下: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听了不明白。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其位在邪恶人之上,就能够影响邪恶的人。”樊迟退了出来,找到子夏说,“刚才我去向老师请教什么是智,他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其位在邪恶人之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是意义多么丰富的话呀!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把皋陶提拔出来,坏人就难以立足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把伊尹提拔出来,坏人也就难以存在了。”
        文化管理一方面是以人为本,对每一个人的需求和特点给予充分的考虑;另一方面就是注重伦理,要明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就谈到,管理一个国家或者说企业,首先是要明确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在不同“关系”中的责任。这段话如是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翻译如下:齐景公问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景公说,“好极了。若是君不尽君道,臣不尽臣道,父不尽父道,子不尽子道,纵有积谷,我哪吃得呀!”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仅要求“君王像个君王,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还要求“君王”、“臣子”、“父亲”、“儿子”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各自承担起自己在相应的关系中对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儒家讲的“明伦”和“尽伦”。
        只有每个人都真正地明白和处理好上述这样的关系,才能从一个家庭到一个企业,再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共同建立一种整体的伦理。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伦理建设把企业打造为一个整体。正如新儒家大师杜维明先生所说,“在一个以集体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市场上,这一思想能让一个组织的整体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由此看来,孔子的思想无疑是伟大而又深遽的。
二、《论语》与企业经营
        对今天的企业经营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用标准的管理学术语来讲,自然是确定企业使命。因为企业使命是企业存在的理由,更是企业经营的目标。
        说到使命之“命”,《论语》中也有几处谈到“命”,其中有一句是我们理解《论语》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一个人是否读懂了《论语》,就看他是否读懂了这句话,甚至就看他是如何对这句话进行断句的。这句话就是《论语•子罕篇》中开篇第一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在有的版本中被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则把它断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两者的意思都是“孔子很少谈论功利、命运和仁德”。而事实上,这句话正确的含义应该是如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所翻译,“孔子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
        说到“命”,对企业乃至对个人的重要性,我想引用钱穆先生在96岁时发表的人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来做说明。文中写到:“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别,也正在于使命的差别。伟大的企业一定会有伟大的使命,而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发现企业所承载的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使命,这样的使命也就是天命。
        稻盛和夫先生曾经指出,“企业经营应有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圆技术者之梦,更不是肥经营者一己之私腹,而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这种类型的企业往往最后会成为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企业,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持续的重大影响。”
        当一个企业家知道自己承担这样的“天命”以后,相应地还会提出一个宏伟的愿景作为企业经营的宏大目标,因为这是推动企业经营的动力所在。用稻盛和夫的话说,“所谓经营,就是‘我想这样的话,就会不顾一切去实现它’这个强烈愿望本身。”
        这样的愿景看上去有些遥不可及,但承担天命的企业家就会“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来自《论语•宪问篇》: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以上讲的是子路在石门外睡了一觉起来,守门人问他:“你由何方来?”子路对道:“自孔氏来。”守门人说:“嘎!那人呀,他是一个明知干不成却还要干的人呀!”
        钱穆先生解释说,这个守门人可能是一个隐士,他知道世道之不可为,而以此讥讽孔子。但他不知道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道不可为是天意,但在知道天意后,仍然不可不为,则也是天意。
        一个肩负天命的企业,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也绝不会半途而废,因为他知道成败均在我自己,唯有努力奋进、鼎力前行。
        在《论语•雍也篇》中这样说: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划。”冉求对孔子说,“我不是不喜欢您的学说,而是能力不足。”孔子批评他,“如果是能力不足的话,可能会半道而废,而现在你还没开始,就不想学了。”
        所以,很多人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因为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本身并没有去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真正的使命感。
        对企业经营来说,除了使命、愿景外,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也关系极大。“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是我们新葡集团3522的核心价值观。我在《论两个尊重》一文中提到,“强调以实现利润为手段,以推动社会进步、获得社会尊重为目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
        事实上,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义利观”的体现。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要求我们,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经营行为,必须舍弃。这里强调的是应该以“义”作为企业经营的标准。
        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还提到“见利思义”,在《论语•季氏篇》中又提出“见得思义”,则更是把“义”作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因此与企业使命结合起来,作为企业经营最为重要的指南。
        今天很多企业的经营行为出现偏差,乃至出现问题疫苗、三聚氰胺这样的恶劣事件,正是因为很多企业经营者不仅没有把“义”作为自己追求的崇高目标,甚至都没有把“义”作为检验企业经营的基本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孔子讲的“义”和“利”并不是对立的,而事实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95岁时发表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他讲到:“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要讲‘利’,而中国传统强调‘义利之辩’,耻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其实,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做义。”
        浙江在南宋出过一位极为有名的状元,就是金华永康的陈亮,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思想家”。陈亮所开创的“永康学派”强调“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了人的物质利益,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对浙江的地域文化乃至浙江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陈亮同朱熹曾经有长达三年的辩论,辩论的核心就是朱熹认为“义利不两立,应崇义细利”,但陈亮认为“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也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义利相容”的主张。
        陈亮的学说传到了毗邻的日本。事实上,日本的企业在过去能获得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坚持了陈亮所言的这种“义利观”。十八世纪,日本的商业逐渐发展。当时,三都之一的大阪成了日本的商业贸易中心,有“大阪富庶雄于天下”之说。在这里也诞生了一个由企业家创立的思想学派——大阪学派。
        大阪学派代表人物是五井持轩、中井履轩等人。他们从儒学世界观出发,认为“企业家采用正当经营的方法所获之利就是义。企业家之利就和武士的俸禄和农民耕种所得的米粮一样,都是义,而不是利。只有贪图非分的高利,才是利欲”。
        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大阪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的经营理念就是“企业应当以社会公器自居”,并这样讲到:“缺乏崇高的经营理念,企业必定沦为只以赚钱为目的的工具;而没有妥当的经营方式,企业则会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因此,经营理念与经营方法互为表里,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才能使企业继续成长与发展,而成为达至美好社会的先锋。”
        可见,企业管理是以人为本、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相结合,企业经营则是义利相容、经营理念与经营方法相统一。而这一切都是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体现。
三、《论语》与领导者
        《论语》同样对培养企业的领导者有巨大的帮助。有“欧洲的德鲁克”之称的约翰•阿代尔教授专门著有《孔子的领导力》一书,副标题就是“孔子的思想如何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领导者”。
        阿代尔教授相信,孔子的思想对培养企业的领导者极为重要,他甚至认为,“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位关于领导力的伟大老师。” 
        这是因为,在阿代尔教授看来,无论是领导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以身作则、完成任务、建立团队、发展个人),还是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热情、诚信、温暖、谦虚、高要求但公平),都可以在孔子的《论语》中找到答案。
        那么,结合我们新葡集团3522的文化和新葡集团3522的实际,《论语》对我们培养自己的领导者,有什么具体指导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是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在他的《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一文中写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是专指君子所应具有的德行。孔子的目标是要培养有德性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将成为这个社会里真正的领导者。”为什么君子可以成为领导者?正如《论语•泰伯篇》中所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托付孤儿,可以托付江山,生死关头、临危不惧,有这样人格魅力的君子,理应成为领导者。
        再来看《论语•卫灵公篇》中的这一句,“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意思是:君子把义来作为他一切行事的本质,又把礼的节文来推行,把谦逊来表达,把诚信来完成,君子也。当然,这是孔子在当时提出的君子标准,今天的社会,我在《论信任》一文中给出了对“君子”的定义。
        首先,君子不是圣人,不是神,是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不断的历练都可以达到的标准。但君子又不同于普通人,更不同于小人,君子是足以为榜样、让人愿意效仿的人。在我看来,君子就是心胸开阔、言行一致,是重义轻利、注重礼仪,是自强不息、成人之美的人。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过去的儒家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今天道德的衰落亦体现为君子的衰落。
        “君子”是我对新葡集团3522领导者提出的一个基本标准。作为一名领导者,首先,你要做好表率。孔子在《论语》中反复阐述管理者(为政者)作为榜样的重要性。他在《颜渊篇》中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子路篇》中谈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强调作为干部要以身作则,做道德的表率。
        同时,君子要处事公平。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讲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正因为员工“不患寡而患不均”,管理者在制定薪酬机制的时候,就一定要充分考虑制度的公平性,我们的员工队伍才可能“既来之,则安之”。
        除此之外,孔子在《卫灵公篇》中还提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以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强调管理者要有独立思维和战略眼光,这同样是管理者最终能成为领导者的重要能力要求。
        要成为新葡集团3522的领导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作为一个教育者,要学会努力去教育和培养你的下属。
        孔子是最伟大的教育家,而《论语》则是最伟大的一部教育专著。
        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就说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就是说,企业对于员工来讲,不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就让他们出去“打仗”,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行为。
        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提到两种恶政,“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它所强调的同样是:只有先做个教育者,才能做好一个领导者。而就领导者应当如何对员工进行帮助与教育,孔子在《论语》中也教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
        比如因材施教。《雍也篇》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教育内容。
        比如言行一致。《宪问篇》中,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讲的是要言行一致,以行动作为检验员工学习效果的标准。
        比如见贤思齐。《里仁篇》中,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里还引出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老师的道理。
        比如教学相长。《泰伯篇》中,孔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并以此告诉我们,老师和学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就是教与学的“领导力循环”。
        比如启发教育。《述而篇》中,孔子提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概念。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明白却明白不了的时候,不去启迪他;不到他想说出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引发他。这就是“启发”这个词真正的含义,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去启发和帮助自己的下属。
        关于论语与企业关系的话题,其实有很多。日本的皆木和义先生著有《稻盛和夫的论语》一书,专门介绍稻盛和夫先生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思想是如何与《论语》的内容相一致的。作者在最后提到了写作这本书的背景时,也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发生了很多企业经营的丑闻。为此,作者评论到出现丑闻的原因都是因为企业经营与社会道德相背离,或者说,企业没有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的支柱”。
        对此,作者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企业的负责人应加强对《论语》的学习,并因此认识到企业除了经济性以外,还有道德性和社会性。
        在众多关于疫苗事件的评论中,有一篇叫做《谁来守望和保护社会?》的文章写得最为出色。文章认为,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只是把生产疫苗看成是冷漠的生意,在问题被曝光后,他们为利润损失而惋惜,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的社会责任感。”“某种程度上讲,疫苗就是社会信任的底线,当这个底线被洞穿,最终人们将会对社会彻底失去信任。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口疫苗,这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谁来守望和保护社会?”
        对于疫苗问题,在我看来,造成这个问题的是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需要企业。我们不能因为长生生物这样的害群之马的存在,就把社会的问题都归咎于企业。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依靠企业,需要依靠企业来守望和保护社会。
        但是,这样的企业并不是一般的企业,更不是这种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需要的是一批能真正读懂论语、践行论语的企业家来守望和保护社会,需要一批真正认识到“企业不仅是经济机构,也是道德机构、教育机构和社会机构”的企业来守望和保护这个社会。
        当然,更需要去守望和保护这个社会的是政府。因为疫苗事件已经让大家失去了对社会的信任,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这样的信任是政府得以存在之本。
        这让我想起了《论语•颜渊篇》中这段著名的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对话是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为政。孔子说:“确保丰衣足食、军事强大、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不能同时做到,以上三项中哪项可以去掉?“军事。“如果还不行,剩下二项中哪项可以去掉?“衣食。自古皆有死,缺少人民的信任,国家就要灭亡。”
        对此,钱穆先生进一步解释说:“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相率沦亡,同归于尽。故其群能保持有信,一时无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争食,则终成无食。”
        对一个组织来说,如果失去信任,里面的人必相率沦亡,整个组织将同归于尽。在我看来,这是疫苗事件对今天的企业、今天的政府给出的最大警示,也是《论语》对今天的企业、今天的政府给出的最大启示。